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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峰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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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第1103號]如何區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洗錢罪
                        2017-7-5 7: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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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央刑事辯護參考》公布指導案例[第1103號],總第104集。姜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如何區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與洗錢罪

                        整理:廣東未央律師事務所劉峰律師

                        一、基本案情

                        山東省利津縣檢察院以姜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姜某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如實供述了偵查機關已掌握的為其丈夫黃某乙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犯罪事實。

                        利津縣法院經審理查明:2012年2月,姜某明知是其丈夫黃某乙(已判刑)受賄所得的現金40萬元、銀行卡等物品,而將其藏匿在青島市城陽區某社區別墅家中。同年3月8日,黃某乙案發后,姜某將上述40萬元、銀行卡51張及黃某乙收受孫某賄賂的港幣10萬元等物品從家中取走,后交給黃某甲(另案處理)。經查,其中30張銀行卡系黃某乙收受他人賄賂的贓款,共計32.2萬元。

                         利津縣法院認為,姜某明知是他人的受賄犯罪所得而予以窩藏、轉移,其行為已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且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價值72.2萬元、港幣10萬元,屬情節嚴重,應依法懲處。姜某歸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系坦白,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姜某積極退贓,認罪、悔罪態度好,可對其酌情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依照《刑法》第312條第一款,第67條第三款等規定,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姜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

                        一審宣判后,姜某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明知系他人受賄犯罪所得的現金而提供場所藏匿,應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還是洗錢罪,兩罪究竟如何區分?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姜某的行為應構成洗錢罪,因為其掩飾、隱瞞的對象是他人貪污賄賂犯罪所獲得的現金,而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區分標準就是看其上游犯罪是否屬于刑法第191條洗錢罪所規定的七種犯罪之一。對此,我們認為本案應該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區分并不僅僅以上游犯罪的范圍為準,還應當兼顧犯罪客體及行為方式、主觀明知內容等因素綜合判斷。

                          《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飾、隱瞞,構成刑法第312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刑法第191條或者第349條規定的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痹撘幎鞔_了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間是特別法與一般法的競合關系。兩罪同屬于傳統意義上的贓物犯罪范疇,性質上同為事后幫助犯,法條在行為方式的列舉上也都使用了“掩飾,隱瞞”這樣的字眼。1979年刑法只有“銷贓罪”一罪,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第191條中首次專門設立了洗錢罪,此后,洗錢罪成為普通贓物犯罪(即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特別規定。近20年間,立法者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贓物犯罪助長、刺激財產犯罪、經濟犯罪等上游犯罪多發、高發,非常重視嚴密贓物犯罪的刑事法網,使洗錢罪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兩個罪名在立法上的變動相對較為頻繁。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六)兩次擴大了洗錢罪的打擊范圍,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又加大了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打擊力度(犯罪對象、行為方式的擴張和法定刑幅度的提高)。也正是隨著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圍擴大,有觀點認為作為,特別法的洗錢罪逐漸擠壓作為一般法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適用空間,這種觀點有一定道理。事實上,國際刑法中的洗錢罪的概念就是包含了我國刑法的洗錢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集合。但是在我國已經形成了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兩罪并立的格局下,無論洗錢罪的上游犯罪范圍再怎么擴大,也不能改變在治理贓物犯罪的罪名體系中,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占有主體地位;而且雖然兩罪的主要區分點是犯罪對象,在行為方式和行為性質上的差異已經十分淡化,但這種差異性還是存在的。

                        第一,   兩罪的主要區分點是犯罪對象,也即上游犯罪的性質不同。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只限于刑法第191條規定的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這七類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上游犯罪則是除此之外的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所有犯罪。

                        第二,兩罪的犯罪客體有所不同。洗錢罪位列刑法分則第三章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該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同時也侵害了司法機關的職能活動,兼具妨害司法的性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位列刑法分則第六章第二節妨害司法罪中,該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司法機關追訴犯罪的職能活動,也包含上游犯罪中的被害人對財物的合法權益。從立法旨趣來看,之所以把洗錢罪獨立出來單列在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設置了相較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更高的法定刑,是從保障金融安全的實際需要出發,對某些特定的通?赡苡芯薮蠓缸锼玫膰乐胤缸锒鵀槠湎村X的行為,作出的特別規定,而在諸如恐怖活動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中,洗錢行為對于上游犯罪規模的擴大和犯罪的持續發生有著比普通犯罪更大的促進作用,社會危害性更大。

                        第二、兩罪的行為方式有所差異。洗錢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行為方式均是“掩飾、隱瞞”,但洗錢罪的表述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表述是“掩飾、隱瞞的”。從字面意義上看,兩者有所區別。洗錢罪由于其涉及妨害金融管理秩序和破壞國家經濟安全的性質,所以側重點在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也就是俗話說的把“贓錢洗白”,披上合法的外衣;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行為方式包括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但又不局限于此,還包括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處所等其他情況。因此,兩罪之間就發生了交叉,即使上游犯罪屬于洗錢罪規定的七類上游犯罪之一,但是不涉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立法本意,仍應該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非洗錢罪。

                        那么,如何理解“掩飾、隱瞞來源及性質”呢?我們認為,刑法第191條規定了洗錢罪的五種行為方式,即提供資金賬戶;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通過轉賬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以其他方式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第五種行為方式作為兜底條款,是對列舉式規定的補充歸納,應該與前四項所列舉的方式具有相當性!蹲罡叻ㄔ宏P于審理洗錢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的列舉式規定,在刑法第191條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明確洗錢行為可以通過商業銀行等銀行類的金融性機構,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商品交易、企業收購、投資等非金融機構以及地下錢莊、賭博等非法途徑實施,意圖在于淡化洗錢罪在行為方式上的特殊要求。據此,“掩飾、隱瞞來源及性質”不需要局限在金融領域或通過金融機構來實現,應當將其落腳點放在資金形式的“轉換”上而非“金融機構”上。洗錢罪要求行為人借助一定的金融手段或非金融手段來實現對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轉換,它一定有一個類似交易、兌換等的轉換過程。例如,行為人明知系他人受賄犯罪所得的一個名貴花瓶而為其保管,因為不涉及到資金形式的“轉換”,只能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同理,行為人明知系他人受賄犯罪所得的現金港幣而提供場所藏匿,只是物理意義上的轉移、窩藏行為,行為的落腳點在于掩飾、隱瞞實物本身,而非犯罪所得的性質和來源,不涉及資金形式的“轉換”,仍應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本案中,姜某明知系他人受賄犯罪所得的現金而藏匿在別墅房中,后又交給他人轉移,但姜某只是對其丈夫受賄所得的現金、銀行卡等實施了物理意義上的窩藏、轉移行為,行為的實質在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實物本身,而非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性質和來源,不涉及資金形式的轉換或轉移,如將現金轉換為他人名下的銀行卡等,故姜某的行為仍應限定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這一普通贓物犯罪的范疇里。

                        綜上,利津縣法院認定姜某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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